来自湖南娄底市某县城的胡珊，也成为了一名定向公费师范生。她中考成绩超过县重点中学二十来分，但那年胡珊父亲生病，家里姐弟俩上学都要花钱，经济困窘。考虑到上学不花一分钱，毕业后还不愁工作，胡珊欣然参加了考试。

　　在胡珊周围，毕业直接违约的人少之又少，多数同学还是沿着既定的道路往前。她们毕业那年，不能自主选择学校，同学们被分配回自己生源地的农村中小学任教。朱文文和胡珊的家在县城，2018年，她们毕业，按照要求要被分配到某所乡镇中学。

　　音乐这类美学教育在基层学校不被重视，也让有志于教音乐的朱文文苦恼。她大三时在长沙市一所小学做实习老师，学校里学生社团丰富，有跆拳道、美术、合唱等。每周三下午，学生自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社团活动。

　　朱文文毕业那一年，所在的县为初三毕业生提供了8-10个公费师范名额。她还记得，班主任提到公费师范生可免除学费、住宿费，毕业后直接安排教师编制工作。

　　她在抑郁和压力中备考，第一年失败。第二年，因为教学任务重，没时间复习，她几乎是裸考，二战依旧以失败告终。

　　任教第二年，分给她的教学任务更重。胡珊担任班主任，同时负责几个班级的授课，每周课表上是16节课，实际上还要加早自习和课后服务，最多的时候，她一周要上26节课。

　　胡珊第一次感到这种限制是在大一。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参加了文学社，想以后进入媒体工作，“但好像没有了选择机会。”

　　他找到这位老师让他补交，对方一直拖延。杨辉如实上报情况，老教师找过来，说“只是一个盖章的小事”，指责杨辉 “迂腐，不懂变通。”

　　工作的第一个月，卡上到账的工资，杨辉记得清楚，仅有1900元。一年下来他的年收入不到5万元，年终绩效6000元，这还是他经常加班的结果。工作后，杨辉一直和村里的父母住在一起，他买不起房，也给不了现任女友一个成家的承诺。

　　“公费师范生”，曾因享受教育补贴、和毕业后分配基层学校的体制内工作，吸引了一些成绩优异但家境欠佳或渴望“铁饭碗”的年轻人。定向公费师范生是其中较特殊的一种——他们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分配，在毕业后进入农村学校，支援当地教育。

　　教学辛苦，朱文文对学生和教育依旧有热情，磨人的是突然被指派的行政任务。当时，负责行政岗的老师离职，朱文文只得接替她，完成行政工作：监管老师的教学任务，填写各种表格。学校的打印机老旧，卡纸、没墨的情况时常发生。开会是她最痛苦的事，她需要做会议记录，又苦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。

　　终于，2021年12月，朱文文离开家乡，她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广西柳州，她考取了当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

　　朱文文甘愿承受这一切。离职前，校领导曾挽留她，但她一刻不愿多停留。走出学校，朱文文心情沉重，发了条朋友圈：“填报公费师范生志愿时，脑子里有多少憧憬，毕业后就会流多少泪。”

　　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，胡珊意识到自己想走的道路，和现在的生活相背离。当她决定成为公费师范生时，仅有15岁，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自己的兴趣，也没成熟到可以确定未来的职业。胡珊为当时作出的选择感到后悔。

　　杨辉觉得，改变基层的教育太困难了，他迫切地想要跳出去。2019年，他看准机会，考到常德市一所小学任教。

　　但那时，潘玉已经离开那所学校。2019年6月，她考上长沙一所公立中学的编制后，缴纳了近8万元违约金，克服了重重阻碍，入职了新学校。

　　杨辉有时会回想在乡镇，纯粹做授课老师的快乐时刻。他只需要教孩子数学，提升他们的成绩。当时，班上一位学生严重偏科，他找她谈话，鼓励帮助她。学生进步很大，高二时挺进了尖子班，当时杨辉已经离职，女生特意来到他家告诉这个喜讯，让他很感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