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公与闻乎？故而书即位，着其弑逆之罪，深绝之也。诸侯不再娶，于礼无二嫡，惠公元妃既卒，继室以声子，则是摄行内主之事矣。仲子安得为夫人母？非夫人则桓乃隐之庶弟，安得为当立乎？桓不当立，则国乃隐公之国，其欲授桓，乃实让之，非摄也。以其实让而桓乃弑之，《春秋》所以恶桓，深绝之也……《春秋》明着桓罪，深加贬绝，备书终始，讨贼之义，以示王法，正人伦，存天理，训后世，不可以邪汩之也。

　　属辞之法，首举王而事系于下，则称天王。其不称天者，特文也。先举其事，而不称天者，恒辞也。此之王不称天，恒辞也。盖郑罪本当治矣，诸侯同伐书会，用其师书以，王者天下之共主，则书从而已矣。

　　《直解》指出，按照属辞之法，“首举王而事系于下，则称天王”，此处不称天王，乃特殊情形，原因在于首举其事，罪在郑国，为表明“王者天下之共主”，经于是书从。

　　意思十分明确，系天于王，乃是定其名号，对天子的地位、职责、赏刑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，也就说天与王是无法分割的整体。“（隐公）元年，春，王正月”，孔广森对《公羊传》“公何以不言即位”，孔广森在案语中指出“桓公之行，是谓无王，无王之人，而追命之，是谓无天”，对桓公严厉斥责，将“无王”与“无天”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孔氏盛赞乾隆的文治武功，刻画出一幅神武威仪、勤政爱民的圣天子形象。孔氏汲汲于此，不惜笔墨维护乾隆的权威，此与其《春秋》中所要表达的意味是一样的。不难看出，孔广森是清帝不折不扣的迎合者。

　　在“天王”这一问题上，康熙强调，与天命、天道相比，王是居于下位的，也就是说王要奉天而行，要受到天的制约。在康熙的政治修辞中，王权并不是最高准则，要受制于天命、天道。康熙帝之所以强调王权受制于天，在于其接受了宋儒胡安国的传统。在宋儒看来，天理是最高之准则，是要高于君的，作为理学的拥护者，康熙在解释《春秋》时，尚且坚持宋儒的天理观念，不时以天理为绳墨，来评定天子得失。

　　继故不书即位而桓即位，何也？桓自正其即位之礼，盖以罪归寪氏，为贼已就讨，又以嫡自居，本宜立也。圣人以仍旧史以着其实而其罪自定，且以见乱贼之得志也。天王之失诛也，方伯之废职也，鲁人之臣仇也。

　　在解释《春秋》时，乾隆完全不再遵守康熙的理解，直接放弃宋儒的天理观念。譬如隐公四年“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”一条，康熙帝的《汇纂》录入《胡传》，批评州吁弑君，宋殇公不恤卫之有弑君之难，而从邪说，“是肆人欲、灭天理，非人之所为也”，以天理来解释宋殇公之举，而《直解》则说：

　　伐郑之谋，发于卫州吁，弑君而求宠于诸侯，先序三国，恶党贼也。宋公子冯出奔郑，殇公乘州吁之请而以兵会怼，郑之欲纳冯而不忌州吁之为篡贼，其恶甚矣，故首宋。

　　乾隆虽然承认其祖父康熙帝王奉天道的看法，但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，将天与王的关系看得更为紧密，尊王即尊天，强调尊王与尊天的统一，将王权与天命、天道密切绑在一起，进一步抬高了王权的地位。乾隆与康熙不同，其已完全抛弃了宋儒的看法，摆脱了理学的牢笼，使王权不再受到天道的束缚。孔广森作为乾隆的迎合者，其在理解天王问题时，与乾隆保持高度一致，甚至不惜费笔墨去盛赞乾隆的文治武功。在清帝权力的图景上，不是单线条的勾画，而是复杂、多样的笔调在穿行、挪移，除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武力控制，还有悄然无声的知识解释权的争夺，而在这一过程中，却不乏追随者。

　　谋纳纠也，齐大夫纠之党也。二公子皆有党盟者，党纠不来者，党小白也。书公即病公也，忘仇而纳其子，降尊而盟其臣，悖义且失礼也。大夫不名，义系于齐，不在其名也。

　　此处即批评州吁弑君，宋殇公不恤卫之有弑君之难，而从邪说，“是肆人欲、灭天理，非人之所为也”，以天理来解释宋殇公之举。桓公元年“春王正月，公即位”，《汇纂》录入《胡传》云：

　　批评鲁国“欲借是以接齐好”，“自是以后，会伐同狩，与齐亲好”，是“废人伦、灭天理”，《春秋》屡书鲁主王姬事，乃“正庄公忘亲昵讎之大恶”。

　　操刑赏之柄以驭下者，王也，论刑赏之法以诏王者，宰也。乃为乱者，承命以聘，弑君之贼乎？于来聘名宰，而天王从其常称，示王当奉天命，彰天讨也。于锡命，王不称天，而荣叔无讥焉。其义盖互相备，纠书官，又书爵，任愈重则责愈大，而耻愈深也。

　　孔广森对乾隆的旨意似乎早有领略，他在《春秋公羊经传通义》对“天王”问题的看法与乾隆保持惊人一致。在讨论“（文公）五年，春，王正月，王使荣叔归含且赗”，对《公羊传》“其言归含且赗何？兼之。兼之，非礼也”，孔广森解释说：

　　《汇纂》特别录入《胡传》的解释，与《日讲》一样，对胡安国的天理观亦直接继承。譬如隐公四年“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”一条，《汇纂》录入《胡传》云：

　　乾隆与康熙不同，其已完全弃置了宋儒的看法，使王权不再受到天道的束缚。他在《直解》序文中即直言：

　　左氏身非私淑，号为素臣，犹或详于事而失之诬。至《公羊》《榖梁》去圣逾远，乃有墨守而起废疾，下此龈龈聚讼，人自为师，经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国、张氏洽最为着。及张氏废，而胡氏直与三传并行，其间傅会臆断，往往不免，承学之士，宜何考衷也哉？

　　这篇骈文词藻宏富，气势如虹，无非就是表达礼义、文教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，最后落到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先大一统，君而二统，未有不乱者也”一句上，犹显孔氏对大一统、国君定于一尊的热切企盼，其迎合、呼应乾隆的心理是不言自喻的。乾隆于四十一年（1776）平定金川之乱，孔广森随即作了一篇颂圣的文字《武成颂》，其中写道：

　　《胡传》指出，桓公书即位，乃着明其弑逆之罪，加以贬绝，以明讨贼之义，“以示王法，正人伦，存天理，训后世”，以天理解释弑君之罪、讨贼之义。

　　孔广森乃曲阜人氏，为孔子裔孙，其祖父孔传铎袭封衍圣公，父亲孔继汾曾为户部主事。孔氏自己亦平步青云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举人，乾隆三十六年进士（1771），后改庶吉士，散馆授翰林检讨。可以说，孔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禄之人，其所坚持《春秋》中的尊王、尊君父的想法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“政治正确”这个标准的。尊王、尊君父已经不是《春秋》中的历史话语了，而是现实的政治话语，为满人入关克服了障碍，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思路，这可以说是实获清帝之心的。作为“食毛践土”的一代，与清初士人于清廷采取反抗、不合作的态度有着绝大不同，孔广森实乃转向认同，甚至主动迎合清帝的“气息”。孔氏不仅是一位有建树的经学家，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学家，尤工骈文。他的骈文《元武宗论》，娴熟运用元代的各种史料，对清帝乾隆的“大一统”思想加以佐证。《元武宗论》里面写道：

　　《直解》批评庄公，“忘仇而纳其子，降尊而盟其臣，悖义且失礼也”，此与《胡传》理解一致，然不采用其天理观的解释。

　　天与王关系如何？这关系到传统时代权力合法性的问题，借由对经典的理解与解释，清帝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话语模式，从康熙到乾隆，进行了不断探索，这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。不过，对于这一问题，祖孙二人的理解却迥然不同。

　　在君臣秩序上，孔广森极力强调尊王、尊君。如“（僖公十五年）十有一月，壬戌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，获晋侯”，《公羊传》“此偏战也，何以不言师败绩？君获，不言师败绩也”，孔广森采胡安国之说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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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书即位，继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礼也。闵公、僖公亦然，闵、僖之立，不忘讨贼，故叔牙、庆父终无所逃其死，庄公则晏然安于其位，而与仇人亲昵焉，天理熄灭，罪不容诛矣。